——代表人物、争论和战略的分析 ( Dr. Shen Yifei) REGIONAL ——代表人物、争论和战略的分析 ( Shen Yifei) 中国的女权运动一开始主要是由男性提倡，并和国家发展紧密相连。像西方国 家那样独立存在并声势浩大的女权运动，没有在中国出现过。女性作为一个独 立群体的属性和利益虽然一直有女性女权主义者积极呼吁和倡导，并形成了和 男性倡导者不同的学术体系，但因为受到压制始终没有成为主流运动。而女性 与母职、与国家的关系直到今天都是性别议题的核心话题。 新中国在1949年成立后，通过法律规定了妇女在政治、劳动、教育等领域与男 子同等的权利，因此，自上而下的主导，使得女性的机会平等无需再通过运动 来争取。同时，由于劳动力的需求，女性被动员参与劳动。超高的女性劳动就 业率和女性的经济独立，使得中国的性别平等很快有了新的局面。然而，男女 平等虽然在工作领域得到了大力提倡，家庭领域的传统性别分工却继续存在， 造成了情景并不平等，从而在结果上没有实现完全的男女平等。 1978年开始，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原先遭到摈弃的性别观念出现了回潮，社 会开始倡导“女人味”，同时“妇女回家论”也多次被提出来。1990年以后， 女性的就业参与率相较于男性快速下降，中国的性别平等指数的排名也逐年下 降，但民众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社会性别概念 和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深刻影响，这三种性别理论的代表人物也交错登场。近 年来，年轻一代的女权主义者运用行为艺术和新媒体，以与老一辈依靠妇联、 依靠体制的完全不同的方式倡导女性的权利。 限于篇幅，有关性少数群体LGBT的论述本文涉及不多，主要着重于两性关系阐 述。 REGIONAL “妇女能顶半边天”——毛泽东的这句名言 在中国直至今日仍然家喻户晓、耳熟能详。毋庸置 疑，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国家体 制倡导女性权利，的确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女性在各 领域的参与程度和性别平等。然而在中国，和几乎 所有其它国家一样，工作、时间、金钱和权力在两 性之间的分配仍然存在不平等的现象。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市场和个人之 间的关系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随着改革的推进， 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获得了更大的选择自由和个 人发展潜力。然而，（就业）市场的自由化同时也 引发了新的性别歧视，例如男女就业率和工资差距 日渐扩大。 中国把男女平等定为基本国策，而弗里德里 希•艾伯特基金会也认为，社会性别平等是建设公正 与美好社会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和生态 可持续发展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已与中国的 同仁就此课题开展了30多年的合作。 近年来，我们在中国的社会性别合作项目较 多地围绕社会性别预算展开。我们的研究发现，这 种以技术手段保障性别权利的方法需要与社会性别 话语同步进行。社会性别话语以辩证的方式深入分 析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障碍，找出根本的结构 性问题所在，并在对问题结构完成界定之外，试图 找到替代结构来改变现状。此外，社会性别话语还 包括众多的行动主体和潜在的变革推动者，例如妇 联、非政府妇女组织、女权活动家、学术界、私营 部门、工会成员和决策者等。 本研究是此类分析的一个起点，旨在概述当代 中国女性主义的各类主体、相关争论和战略，并描 述中国妇女发展的历史根源。在此，特别感谢我们 的长期合作学者——上海复旦大学沈奕斐副教授的 出色研究，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热望。此外，本研究 也是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亚洲女性与发展研究 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于2015年启动，希望推动亚 洲形成新的、更进步的社会性别话语。其它正在开 展或已完成研究的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印度 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孟加拉国。 我们希望能从本文开始，推动中国和亚洲以及 其它各大洲女性主义者广泛深入的讨论。 潘启泰（ Stefan Pantekoek ） 主任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 张玉笛（ Judith Christ ） 项目主管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 2016年11月 i 讨论今天中国性别平等的状况，总是会有截然 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依据联合国性别平等数据、 各种两性比较数据，证明近年来中国的两性平等不 仅没有进步反而在倒退；另一种根据实证证据、典 型的个案等证明女权在中国已经是主流，性别平等 已经实现。这两种观点各自有辩护者，也总是能拿 出各自的证据。在这种争论的背后，除了所选证据 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两派所定义的性别平等的内涵 和外延是不同的，两派所持的女权立场是不同的。 本文主要通过文献梳理和访谈法，力图从女权 在中国的破土、萌芽、发展的过程中，梳理中国的 女性主义在不同时代的概念和重点，描述中国妇女 运动的源起和发展，分析其发展的逻辑和与所处时 代的互动，阐述不同时代的女权争论和战略。本文 主要从纵向的男女不同、男女一样和社会性别的三 个层面展开论述，同时探讨在横向上究竟性别平等 为国家还是为个体的取向。 本文分不同时期探讨了上述问题。从总体来 说，从晚清（1890-1911）到民国（1911-1949）， 强调男女不同，在性别分工的基础上追求性别平 等，并且当时主流的目标是为了国家建设而并非个 体平等；在新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强调男女一样， 忽视性别差异，把女性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源纳入到 国家生产和建设中去；而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性别 平等则变得更为复杂和多元，不同的群体和阶层对 女权的认识分歧很大，在具体性别平等的领域中， 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倒退或回溯。 本文从20世纪初中国女权的起源说起，力图把 中国女权一开始就具有男性引导和与国家复兴紧密 结合的特征阐述清楚，之后重点阐述在新中国时期 中国的女权主义发展从意识、政策到具体领域的发 展，展现纷繁复杂的女权发展现状。 1 中国封建社会在将自然界的“阴阳”现象推及 人的性别领域时，便将自然界的对应现象置换为两 性之间的男主女从的权力关系，女性在传统社会伦 理体系中屈从于父权文化权威，并被束缚于“内” 和“私”的领域，除少部分女性群体，大部分女 性不参与公共事务。由于中国的家庭长期以来信 奉“家庭主义”，即把家庭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 上，个人需要服从家庭整体的分配（沈奕斐，2013）， 而掌握这种分配权的，一般是代表家庭的父亲或丈 夫——即男性，因此，女性在家庭内部的权力也是 极为有限的。 在阶级等级分明的儒家社会，男尊女卑的性别 秩序根深蒂固。在这样武断的父权话语背景下，女 性作为男性的附庸，她们的自主权在社会生活的各 个方面都不被重视，全无贝尔·胡克斯等西方女性 主义者所强调的“人权”。因此，“女权”这个概 念完全是个舶来词。在中国的传统社会，讲究男尊 女卑，长幼有序，不要说女权，连权利这个词都是 含糊不清的。据须藤瑞代考证， “女权在中国的初 出，……是1900年《清议报》上登载的《男女交 际论》，其序言里就已提到‘（福泽）先生喜言女 权’” （须藤瑞代，2010：18）。所以，讨论中 国女权运动的开始，一般从20世纪开始，这一时间 节点也是中国在西方与日本强大的经济和武力入侵 时，不得不改变闭关锁国政策，逐渐开放的重要节 点。因此，从一开始，女权的运动就纳入到民族解 放、国家崛起的大事业中，最早是由男性知识分子 提出和发起的，这是和其他国家的女权都不同的地 方。 虽然梁启超 1 在他的著作中从来没有用过女权 这个词汇，但是他的女性论影响很大，因为他提 出的不缠足和女子教育的议题在当时引起很大的 关注（须藤瑞代，2010）。 梁启超批判缠足的理由是，缠足会妨碍女性能 力发展，“女性在开始学习时期”，就不得不开始 缠足，这样势必造成女性的“衰弱”。 2 而之所以女 性应该受教育，是因为要改变女性“分利者”的 身份。1902年梁启超就中国经济落后问题，提出 了“生利分利”的说法，认为国力的兴衰，取决于 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多寡，“生之者众而食之者寡”， 可至国富民强；反之，则难逃贫弱的命运。为了进 一步引申他的观点，梁启超举出十三类“不劳力而分 利者”，其中包括“妇女之一大半”。按照梁启超的逻 辑，如果一大半的人口都不生利，而只是“分利”， 那国家怎么可能强大呢？为了国家强大，就要改变女 性的状况。 梁启超在1897年发表了《论女学》， 3 其中他 强调，为了富强国家，有必要打破几个人依赖一 人生活的状况，不要增加“分利”之人，而要增 加‘生利’之人。女性的“无才”不是德，反过 来，女性应开阔视野，不依赖别人生活，因而有受 教育的必要。此外，母教（母亲给孩子幼儿教育） 很重要，应该提供胎教。梁启超的“妇女分利”论 述，不但简化了人口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也抹煞 了传统妇女的经济角色；不过，他的观点对19151923年间鼓吹妇女职业的运动产生重大影响， 4 倡 议家庭革命的知识分子更把经济独立视为妇女解放 的一大关键（连玲玲，2011）。因此，梁启超的女 性论对中国女性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梁 启超的女性论的两个特点：第一，他认为女性的资 质不是生来就落后的，是能改良的；第二，国家强弱 与女性强弱成正比（须藤瑞代，2010：33－35）。第 一点改变了女性“天生弱”的思维定式，使得女性 的改变有了可能性，而第二点则表现了中国男性知 识分子在考虑女性议题时的分析框架：放在民族国 家的框架下，把经济独立看作是重要的女性解放特 征进行阐述。 女权这个词从1902－1903年左右开始在中国言 2 论界普及，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马君武和金天翮。 5 马君武在1902年发表的《斯宾塞女权篇达尔文物竞 篇合刻》（以下简称《女权篇》）第16章“女性之 权利”的中文翻译和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的中文翻 译合编起来。马君武翻译的斯宾塞《女权篇》认同 梁启超的女性论的两个特点：一是不认为女性生来 就落后，二是以为女性所处的状况与国家的文明程 度成正比。但两者也有三个方面的不同。在马君武 的翻译中，女性被定位为权利主体，主张夫妻之间 的平等，主张女性参与政治。更大的不同在于两人 的最终目的指向是不同的。梁启超的女性论的最终 目标是国家富强；马君武在《女权说》里主张为了 男女都拥有同等公权而进行社会革命。 1903年，对当时女性论很有影响的另一部著作 也出版了，这就是金天翮的《女界钟》。该书的特 征有三：一是其目标是民权革命与女权革命同时进 行；二是女性必为“国民之母”；三是人生来就有 的“天赋人权”。金天翮所主张的“女权”的着力 点在于女性能贡献于国家的力量本身，其理想聚焦 在“国民之母”上。在金天翮心目中，拥有进步思 想、从事家政、生育后代的注重“母亲”功能的女 性形象是其理想，比梁启超的主张更为具体。金天 翮的“国民之母”概念获得了广泛赞同。虽然后文 会提到女性女权主义者对“国民之母”的否定和不 认同，但在整体上看，金天翮的女权论对当时的影 响是非常巨大（须藤瑞代，2010：33ff）。 至此，中国的女权运动似乎是由男人发起和推 动的，那么为什么男性会去推动女权呢？他们的出 发点是什么？局限性又是什么呢？ 几位男性的女性论或女权论都承认了女性并 非是天生就弱的，完全是有可能改变的，而要改 变，就要废除缠足，给予女性受教育的机会，给 予女性就业的机会，这样才能使得女性获得和男性 同样的权利，或者能成为国民之母，更好地贡献国 家。2005年，在“百年女权思潮研究”国际学术研 讨会前，王政、高彦颐、刘禾三位学者深入解读了 以《女界钟》为代表的20世纪初的女权发展，对于 男性为什么要推动女权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三位学 者都认为男性提倡的女权主义是国族主义之下的女 权主义，是男性想象中的女性理想形象。 高彦颐（2005）认为《女界钟》是男性本位 的女权思想。金天翮把妇女一分为二：受过现代教 育的妇女和落后妇女， “在‘传统’与‘现代’的 大河两岸对立，甚至对骂。于是我们的现代史，甚 至妇女史，是没有旧时代缠足妇女登场的份的，更 不用说有他们的声音、立场。她们的生活、意志、 欲望、念头，都被金天翮和他的女同志所代表、淹 没、抹杀了。” 这样的反思是非常有意义的。直到 今天，这种男性立场的女性论依然是中国的主导， 精英女性代表了所有女性，底层女性利益和现实性 需求被忽视的情况依然在上演。 由于本质身份不同导致个体经验的差异和理 论背景的不同，在同时代的很多女性女权主义者虽 然受到上述观点的影响，但是她们与男性知识分子 所持的女权论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梁启超和金天翮 等在讨论女权时，都有一种建构未来理想女性形 象的倾向，而同时代的女性知识分子如林宗素、陈 撷芬、秋瑾、张竹君、何震等不同，她们不是建构 未来的女性形象，而是具体讨论现在的女性应该如 何，或女性该如何脱离目前的状况。这意味着围绕 女权的讨论开始朝着女性自己如何获得“女权”的 方向展开（须藤瑞代，2010：80）。此外，男性女 权论者把天赋人权和对国家贡献结合起来，就变成 希望女性能够当“国民之母”。而同时代的女性女 权主义者则更关注男女平等。但女性知识分子之间 也存在立场和论点的差异。 林宗素虽然基本赞成金天翮“国民之母”的论 调，但主张女性自己获得权利，她眼中的“女权” 包括了女性对男性要求权利的运动、汉人对清朝要 求权利的运动，以及作为“中国”对列强要求权利 的运动。 6 其对女权定义的广度超越了大部分的男 性知识分子。 3 陈撷芬批判男性论者的女性论为“便于男子的 女权”，主 张 女 性 不 依 赖 男 性 ， 应 以 通 过 自 己 努力获得权利为重点，主张男女平等（须藤瑞 代 ， 2 0 1 0 ： 8 0 f f ） 。 7 秋瑾强调女性自立，自己打破被压迫的现状， 否定“母职”为代表的传统角色，以男性角色为理 想，但其最终目标仍然是救亡国家。 8 何震更为激进，她虽然也以女性自己解放女性 为目的，但是，她并不认为女性自立与贡献国家的 目的有密切关系。 9 她批评西方的男女平等论是伪 善的，拒绝在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女性解放，拒绝做 女国民。她认为中国男性论者所以提倡女性解放的 理由有三：想要模仿西方国家、解决自己经济上的 困窘、培养他们的优秀孩子（须藤瑞代，2005）。 男性倡导者和女性倡导者都看到了性别状况不 平等，都意识到了改变的重要性，但女性所倡导的 女权更为关注女性当下的现实性权利和利益，例如 在教育、工作和参政方面的机会平等，而并不聚焦 于所谓的理想型女性，也并不把女性本身的发展和 国家的发展必然地联系起来。这种差异也是后来中 国在性别平等方面一直存在的争论。所以，从女权 萌芽的时候就注定了中国的性别平等道路是迂回曲 折的。 从晚清到民国，有关女权争论比较激烈的话 题主要有四个：缠足、受教育、参政、做有职业的 新女性。虽然男性知识分子反缠足并呼吁女性受教 育，但是对于女性参政，绝大部分的男性学者是 没有兴趣去涉足的，而女性女权主义者虽然多有呼 吁，但是却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1911年开始，女性参政的议题发展起来。中 华民国的缔造者及首任总统孙文根据天赋人权和女 性对于革命的实绩，对女性参政权的表态一直是 肯定的。 10 但问题是，即使是当时被女权论者视 为“文明”的西洋各国也没有真正实现男女平等 以体现“天赋人权”，被中国视为文明的美英法等 国，女性的参政权并没有得到实现。这一国际背景 也造成中国的女性参政论者关于男女平等的主张最 终变成了关系到建构国民国家体制的关键问题。由 此围绕女性参政的论证变成了“对‘文明’国家来 说女性参政是否有利于国家”这样的论证。署名空 海的记者反对女性参政，理由是女性知识贫乏、参 政有违女性特性、给家庭生活带来危机，他从男女 的特殊性出发论证男女不平等的合法性。他的文章受 到了反驳。但是，在参政权论争中，“天赋人权”没 有成为有效的论据，比起“天赋权利”，基于女性 特性的“天职”变得更为重要了。如果根据“天赋人 权”赋予女性参政的话，女性就不能完成其作为母亲 以及妻子的“天职”，并且也对国家有害，这样的主 张占了优势。随着1912年袁世凯的上台，女权参政 权最终毫无结果。 11 在中华民国建立后，社会思潮 变得更为保守和反动，女性参政权被否定，女权论 渐渐消失，而贤妻良母论越来越多地占据新闻报 道（须藤瑞代，2010：110-132）。 与参政权各方意见的大相径庭不同，梁启超 把妇女从“分利者”变为“生利者”的观点则得到 了普遍认同，知识分子（无论男女）都不反对女子 职业的正当性，甚至有职业的女性一度还成为社会 所羡慕的“摩登女郎”。早期女权运动受到国族 主义所影响，民初妇女投入商业界也是受救国论述 的鼓舞，才开始各种女子商店及女子银行的计划 与组织，协助完成救亡图存大业。1915-1923年期 间，女权运动的论述重点转向个人的独立自主，包 括争取妇女经济独立。此时开办女子实业的目的， 虽也出于爱国精神，但比晚清民初更加强调女子服 务社会的宗旨，希望为妇女创造就业机会（连玲 玲，2011）。 20世纪30年代，由于经济萧条，使得雇主开 始使用性别策略雇佣女性，使得女性进入到原来男 性主宰的行业中，引起了进一步的争议。在知识分 子们强烈提倡女性经济独立的同时，反对女性就业 的声音也甚嚣尘上。反对者们怀疑妇女就业的动 4 机，也担心妇女就业后的结果。如连玲玲做的有 关30年代女店职员的研究发现，女店职员被媒体 塑造为“花瓶”、受害者、危险人物，因为“女 店职员的出现，不仅代表新的分工方式，以性别 为原则，重划劳动市场的版图，也重新定义性别角 色及其社会期望，随之而来的，则是对性别关系的 不确定性所产生的焦虑感及错综复杂的性别论述” （2011：14）。 但这种反对并不能抵挡女性进入职业领域，尤 其是在上海。据1930年国民政府工商部的统计，当 时全国共有女工374117人，上海一地就有188188 人，而当时上海男工人数为154955，女工比例已经 达到55%。此后，随着产业格局调整，女工比例略有 下降，但仍占工人总数的43%强（陈雁，2005）。女 工不仅集中在纺织、烟草行业，也进入了女招待、 售货小姐、银行或洋行女职员这样的白领工作，受 过教育的女性还进入了医疗、文化、教育机构供 职，甚至进入到警界、法律界这样一些十年前女性 根本无法进入的职业领域。拥有一份工作，使得女 性的经济独立开始建立起来，而这是女性独立的第 一步。 与此同时，新生活运动也开始了，这一运动是 政府自上而下地进行社会改造、重新塑造时代女性 的努力。由于不满社会的腐败、青年的堕落、成人 的昏庸，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江西省南昌市 行营扩大纪念周上，宣布发起新生活运动。新生活 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通过各种策略塑造新女性 的形象。许慧琦在研究了新生活运动的相关言论和 口号之后，归纳出国民党构建时代女性形象所采用 的两条策略。首先妇女在复兴民族大业上被赋予重 要责任，她们是“基本方面的切实服务者”，必须 使其明了对于国家社会所负使命。其次，在新生活 运动中，因为“妇女是家庭的中心”，因此被视为 推行家庭新生活的核心角色；而“新生活运动能不 能成功，完全在于妇女界能不能努力去修身齐家” （许慧琦，2011）。所以，针对妇女训练，在德 育方面，便以培养妇女博大慈祥之母性，与养成妇 女自尊自立之人格为要旨。而至于政治方面，女子 则从未被鼓励参与。礼赞母性，便成为国民政府打 造时代女性形象的思想精髓。只要是不符合新生活 运动所定的“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 实”标准之穿着与行径，举凡外表的奇装异服、裸 腿裸足、剪发烫发，都是被取缔的重点。 从私人生活方面来看，除了少数上层阶级女性 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大部分的女性依然生活在 传统的父权制下面。周叙琪（2005）描述了这样 一个故事：一个新青年奉父母之命结婚，希望妻子 放足、读书、学时髦，妻子虽然也改变了很多，但 终究很难成为郑君理想中的新式妻子，而成为了半 新半旧的时代女性，最终离婚。在这一事例中，作 者评论道， “从郑振埙先生的例子看来，传统家父 子的威权体制在性别关系中依然存在，男性在家中 对于妻子的威权并未瓦解，在时代的新标准中仍然 可以为新式的恋爱结婚的理想继续服务，从而与新 时代的思潮潮流结合在一起，构成新的性别压迫关 系。” 五四初期（1915-1923）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 的一个枢纽时期，是一个思想空前解放、心灵空前 觉醒的启蒙时代。 12 “人的发现”成为社会思潮的 主流，这一历史氛围使得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 成为一种思潮，许多著名的刊物先后发表了许多有关 妇女问题的文章，如《新青年》、《每周评论》、 《少年中国》、《新潮》等。许多妇女也创办了妇 女刊物，如《劳动与妇女》、《新妇女》、《女杂 志》、《女评论》、《女界钟》等。五四运动中， 妇女们团结起来，在全国组织成立各种妇女团体 （何黎萍，1999）。北京妇女救亡会, 天津公教女 子救国团、上海女界联合会、中华女子救国会等妇 女团体与其他爱国团体组织密切合作,并肩战斗, 形 成五四妇女解放的洪流。 但五四时期的男性知识分子更强调中国需要 健康的、受过教育的母亲来培养下一代，希望母亲 的高教育背景把孩子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但并不 是连接妇女和外部世界。男人们对此的主要兴趣是 在教育和身体上改造妇女，使得他们能够为“强 5 国”做出更大的贡献，其目的并非是女性本身的主 体意识、平等或与外界建立联系。尽管如此，在 实际的运作中，随着女性参与男性倡导的运动， 女性本身的独立性、争取权利的意识也在不断发展 （Glosser, 2003）。 从女权思想的传播来看，一方面天赋人权的思 想的确改变了现实中女性的处境，让女性拥有了和 男性一样工作和受教育的正当性（虽然还没有拥有 平等的权利），也摆脱了缠足的迫害，但是女性女 权主义者希望的个体自主独立却并没有实现，甚至 在后期被直接忽略了。 中国女权的发展与国际环境紧密不可 分。Feminism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意味着妇女 解放。在1791年，法国大革命的妇女领袖奥兰普• 德古热发表了《女权与女公民权宣言》，提出“妇 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利”。 13 这 一概念流入日本，再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男性知识 分子之所以倡导女权，也和中国在国际中的地位变 迁有关。金天翮在《女界钟》的一开始就想象自己 是走在巴黎的街头，而并非是北平的街头。男性女 权论者的女权倡导目的就是重新塑造一个时代新女 性，而这个女性与西方文明社会的女性形象是紧密 关联的。 清末民初，对于“新女性”的讨论颇多，值 得重视的是，当时对于理想女性形象的讨论其实 是有一个对立面和比较面的。理想形象的对立面 是“过去的女性”。在女性与国家贡献这样的理 论中，“过去的女性”成为了攻击的对象。梁启 超主张女性要成为“未来的女性”时，批判缠足 为“过去”的恶习。这样，裹小脚的女性开始被认 为是中国“衰落”、“野蛮”的象征。而（过去的 女性的）比较面并不是中国的男性，而是其他国家 民族的女性，把西方文明国家的女性作为理想蓝 图。由于当时英法美等“文明”国家基本上也是采 用性别分工，因此，女性的母职角色有了强有力的 事实依据 。 把 衰 弱 的 女 性 改 造 和 强 化 为 文 明 女 性 的问题和富强中国的问题是互为表里的（须藤瑞 代，2010：73，78）。 1930年代国际性的经济恐慌，使得欧美各国大 力鼓吹女性的家庭主妇形象，并奖励婚姻与生育， 以振兴国家生产力，消弭失业。 这种思想传到中 国，固然受到女权分子的挞伐，但也有些人认为， 这不失为解决中国当前社会经济问题的方法；论者 甚至以“家庭及国家利益”为由，主张妇女应该回 到家庭，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一方面减缓劳动市 场的激烈竞争，另一方面建立健全的家庭——而这 不但能让妇女发挥“天赋”的长处，也是妇女最重 要的任务 （连玲玲，2011）。 女性女权主义者虽然看到人权思想与国家体 制之间有很大的矛盾， 14 但却无力扭转这种世界 趋势。“人权”在理论上是否定社会性别差异的， 但西方国家都接受了性别分工，固定的社会性别 角色被认为是“文明”的国家制度的基础（须藤 瑞代，2010：104）。因此，中国在倡导人权的时 候，所追寻的性别平等是以西方的性别分工为基础 的。这就是为什么理想的新女性形象会落到“国民 之母”这一范畴中，因为这一范畴完全符合西方的 性别分工。 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女权谱系可分为纵向和横向 两个维度（见图1）。纵轴是对于两性差异的认识， 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男女不同，强调女性的母职 气质，即国民之母；第二种是男女都一样，实际 上以男性为标本；第三种是去性别化，强调个体差 异，摸索新角色。 梁启超、金天翮、林宗素属于第一种，都肯定 女性的母亲气质，强调两性之间的差异；马君武、 陈撷芬也强调性别差异，但并没有落到母职上；秋 瑾直接否定两性的差异，强调男女都一样实际上是 做男人；何震属于第三种，把性别处理为一个灵活 6 (来源：沈奕斐) 的灰色地点，强调个体的自主性。 横轴是女权最终的目的是报效国家还是为了个 体发展。梁启超、金天翮、秋瑾认为改变女性是为 了报效祖国；而马君武、陈撷芬和何震等则提出改 变女性是为了女性本身的命运和利益。 总体来看，20世纪初的革命把改变中国妇女作 为国家革命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无论是放脚，还是 提倡女权，目的并不是使得女性成为一个独立的劳 动者，而是成为一个可以更好地教育下一代的母亲 和一个可以更好地辅助丈夫的妻子。而这场革命说 到底是男人的事，因此对于女性的主体性并没有太 多的关注（Glosser, 2003）。所以，李小江把早 期中国的女权主义称之为“父系的女权主义”。 15 中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处处体现出男性特色，这也是 中国女权主义的重要特点。 基于这一特点，“反缠足”运动获得了绝对的 胜利，女性部分受教育的机会和工作的机会也得到 了实现，因为这些改变都是有利于女性成为更好的 国民之母，成为生利者，是对整个父系社会和国家 都是有利的。而女性的参政权、女性改变传统性别 角色的可能性、改变性别分工的尝试、多元女性的 新形象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整个民国的女权运 动在二战中逐渐黯淡了下来。 7 女性在教育、就业、参政方面的权利获得主 要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其实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 后，由于广大女性争取自身解放和民族解放的一致 性，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融入到反帝反封建的民族 民主革命中，就已经成为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 此，尽管当时并没有“女权”的讨论，女性的权利 和生存环境却有了巨大的变化。 而进入到改革开放时代，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理 论进入中国，女权、社会性别的概念得以传播，尤 其是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无论理念还 是社会组织的发展，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妇女地位 的提高。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在社会转型过程 中铸就了中国独特的女权发展道路。 1922年7月，中国妇女问题的第一个纲领性的 文件——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关于妇女问题的 决议》通过。决议的制定借鉴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的俄罗斯十月革命的实践经验，为探求符合中国国 情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与 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划清了界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 女性解放思想在中国的确立。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一方面把女性受压迫的原 因指向父权制度，认为这正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 之一；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也是压迫的根源，它认 为“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可以视为资本家统治工人的 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利益导向将 女性利益置于了一种边缘状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将妇女受压迫与资本主义对劳动力的剥削形式联系 起来，将妇女的有酬与无酬的劳动与其在资本主义 经济中的作用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认为在阶级社会 中，妇女受压迫起源于私有财产制的经济结构，妇 女之受压迫与资本剥削劳动具有相同的形式，大多 数妇女和大多数男人一样是受压迫的，因而妇女的 解放是和整个社会的解放相联系的。因此，妇女只 有参与到劳工市场，参与到阶级斗争中去，才能实 现社会的解放，从而解放自身（沈奕斐，2005）。 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倡导下，男女平等成为 中国社会的主流话语。1949年之后的宪法中也明确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对于男女何谓平等，社会上并无深入的讨论。“妇 女能顶半边天” 16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 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 17 这样的话语 反映了一种绝对化的性别平等，不考虑两性差异， 抹杀原有的性别歧视的情景，强调机会的平等，虽 然它有进步意义，但其局限性也很快显现出来。 1995年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是中国妇 女运动发展的新起点。这次会议直接带来了NGO 在中国的合法化，诸如“性别平等”、“女性赋 权”、“社会性别（gender）”的概念被带入中 国，也第一次把妇女权利纳入了人权的范畴，为中 国女权主义者提供了新的话语资源，形成了九十年 代后期女权主义的根本动力——消灭性别不平等的 社会运作机制。 社会性别不仅仅是一个词汇，它更是一套分 析范畴、工具、框架和研究方法，包括社会性别意 识、社会性别视角、社会性别分析、社会性别理论 等。“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建构出来的”，西 蒙·波伏娃的这一论点得到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认 同。社会性别并非是简单地通过某些文化象征来识 别男女，而是一整套确定两性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 的社会制度。尽管女性主义对于生物性别与社会性 别的关系还有不同的解释，社会性别的理论在一定 程度上还存在着争议，然而这种“观念上的双重转 变构成了当代女性主义的理论标志——首先是从生 理性别转向社会性别，其次是从影响男女发展的性 别力量转向描绘他们所居住的社会和自然界的文化 图景的性别力量”。 18 通过这样的视角，我们可以 去观察、分析男女两性的性别角色和性别分工，分 析男女两性不同性别地位的形成，分析所谓的“男 8 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分析两性对于自身性别 的认识和解释。 有意思的是，社会性别进入主流话语的途径却 是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结合。陈慕华（1996）对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gender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 解释，提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就是从性别的观点 来分析妇女问题，核心是男女平等。在之后的讨论 中，“性别观点”变为“性别意识”，而性别意识 又与性别平等挂了钩（闵冬潮，2003）。 相比较社会性别这一概念，女权主义这一词汇 似乎从来没有进入官方主流，即使是在媒体也是负 面偏多。对于Feminism这个来自西方的外来语，李 小江提道：“译成中文，早先我们说它是‘女权主 义’，然后说是‘女性主义’，我注意到，但凡说 到西方，总说它是女权主义；但只要涉及到我们这 片土地，它又变成了女性主义，温和了许多，文化了许 多”（李小江，1997：60）。尤其是中国大陆学者对女 性主义学理谨慎的态度和做法，常将女性主义与“马妇 观”嫁接，尽管在西方判定两者是“不幸福的婚姻”， 中国妇女学者对“马妇观”的认同使得亚洲其他国家 的学者感到不可理解（杜芳琴，2002：39）。 在日常生活中，大部分学者目前更喜欢用女 性主义这个词汇而不是女权主义。由于在媒体上出 现的女权主义者常常是那种特别男性化、缺乏女性 特征，同时又非常强势的刻板印象，因此大部分研 究女性权力关注性别平等的学者并不愿意被这样的 形象绑架，所以不喜欢称呼自己为女权主义者。这 背后实际上是女权在社会中的被污名化，由于不被 主流接受，因而有了各种取舍。有意思的是，年轻 一代倡导性别平等的运动者或学者看到了这个污名 化的问题，他们反倒有意识地称呼自己为女权主义 者，来重新建构女权的力量，比如中国微博上最 有影响力的关于性别平等的微博号即为“女权之 声”，这些年轻的女权主义者通过和微博用户的互 动和积极参与公共事件，发出了女权的声音，他们 强调“女权不是一种主义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在 他们的用词中，几乎都用女权主义。而一般的纸媒 或传统媒体则多用女性主义。 19 马克思主义妇女 观、男女平等、社会性别、性别意识、性别平等、 性别观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不同的词汇一 方面反映出性别议题在中国的复杂性，有不同的侧 面，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关于性别平等的理念 在中国有很大的争议。 中国女性地位提高的一个重要保障是法律的 确认。新中国建立后，妇女解放被视为民族解放 的一部分，女性在法律上得到了与男人平等的承 诺。“无论是宪法，还是婚姻法，都规定了妇女 在社会和家庭、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与 男子同等的权利” （杜芳琴，2002：7）。 新中国建立伊始，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 了具有临时宪法地位的《共同纲领》，以法律的形 式赋予了女性包括经济权利在内的各项法律赋予的 平等权利，彻底改变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和 地位，把女性由家庭劳动者向社会生产者转变，并 于1954年正式将其纳入国家宪法。1950年，政府颁 布了《婚姻法》，保障妇女享有婚姻自由的权利。 此法的颁布被视为是“废除具有压迫性质的封建父 权社会体系所迈出的关键性的第一步”（Evans, 1995）。 同年的土地革命进一步保障了妇女拥有平等分 配土地的权利，从而提高了妇女的经济地位。1951 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为女性 职工提供保险，而后又颁布《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 则修正草案》。1953年的《选举法》规定妇女享 有选举权。同年12月，全国范围内开始进行的基 层选举，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普选运 动，90%以上的妇女踊跃参加了投票，当选为基层 人民代表的妇女占代表总数的17%。在此后选举出 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女代表占12%，其中 少数民族女代表占少数民族代表总数的11%。这表 9 明，1949年后，全国各族妇女便开始参与国家和社 会事务的管理。 20 所有这些政策调动了妇女参加经 济和社会建设的积极性。 政府不仅鼓励妇女从事传统观念中只能由男 性主导的工作，同时也保证了男女“同工同 酬”。1955年颁布《关于女工人员生产假期的 通 知 》 ， 1 9 5 6 年颁布《工厂安全卫生规程》。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陆续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例如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1979）、《女职工劳 动保护规定》（1988）、《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 规定》（1990）、《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 法》（1992），为中国妇女的合法权利和劳动权益 劳动保护提供了法律保证。 尤其是对女职工的孕、产、哺乳期的劳动保 护。女性在怀孕期间可以调换较轻的工作，生育后 享有带全薪的产假，1988年前是56天，1988年至今 为90天。一些单位的女职工还享有半年至几年不等 的育儿长假，哺乳期有哺乳假，生育医疗费用由单 位全额报销。此外，很多单位建有女工冲洗室、孕 妇体息室、托儿所、幼儿园等设施，定期对女职工 进行妇科病普查、普治等。 1994年劳动部颁发了《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 行办法》，对女性的就业劳动保护进行了市场化 改革，以生育保险制度确立了对女性的就业劳动保 护。以生育费用社会统筹代替了“企业承包”，减 轻了企业的负担，更重要的一点是使女性就业在市 场发展中得到更好的保护。1995年7月27日，在第 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前夕，国务院正式颁布实施 了我国第一部妇女发展的专门规划――《中国妇女 发展纲要》。《纲要》在序言中指出“妇女是创造 人类文明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伟大力量，妇女的 发展水平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社会进 步程度的尺度。促进我国妇女的进步和发展，是各 级政府、各有关部门、各社会团体和全国人民的共 同任务 …… ”。 21 在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中国向世 界庄严宣告：“我们十分重视妇女的发展与进步， 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 策。”这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得到了联合国 及国际社会的支持，被誉为推进妇女发展的一项重 要决策。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国策内容的解读， 逐渐确定了中国男女平等的内涵，主要包括五方面 的内容： 要在承认和尊重性别差异的前提下追求男女平 等； 要将保障妇女实现发展的权利放到突出位置； 要给予妇女必要的政策倾斜与保障，并充分考虑 不同地区和阶层妇女的发展要求； 要重视妇女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 用，重视挖掘妇女的人力资源，使她们的聪明才 智和创造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大限度 地发挥出来。 要鼓励妇女在与男性的合作与协调发展中实现平 等，要从社会协调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和解决妇女 发展与男女平等问题。 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社会进步不等于妇 女发展，不能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来代替妇女发 展。必须通过有针对性的法律、政策、教育、舆论 等手段，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解决妇女平 等发展问题（赵津芳，岳素兰，2008）。进入21 世纪，法律的制定虽然放慢了脚步，但新修订或者 对某些法律条款的讨论依然很频繁：2006年新修订 《妇女权益法》，2009年制定《女职工劳动保护规 定》，2011年讨论婚姻法司法解释三，2012年开始 提出《家庭暴力防治法》，2015年通过。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社会环境 的变化，目前法律上依然有改进的空间。现有的法 律保障已不能适应市场体制劳动关系变化的需求， 未能反映女工遭遇的新问题，因而要尽快建立新的 法律法规，以满足女工劳动权益保护所提出的新 要求。例如，我国当前的法律法规中并无有关反对 年龄歧视的条款，也无保护女工免遭性骚扰伤害的 相关规定。此外，中国不少法律法规没有明确具体 10 的执行机制，因此虽然妇女权利在法律上得到了保 证，但对女性权利的保护并没有落到实处。 自1949年以来，中国女性的就业率一直处于较 高的比率。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女性社会劳动参 与率高速增长，实现了高比率就业。马克思恩格斯 的妇女理论认为，“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生 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私人劳动，那么妇 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 可能。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 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 的时候，才有可能。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 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 22 在这一 思想的指导下，国家把鼓励妇女进入公领域就业视 为中国国家政治理想的一部分，并纳入到各种制度 建设中。这种强有力的推动和干预，无疑最大限度 地保护了女性的劳动权利和就业数量，也就是说， 女性的就业机会得到保护，收入分配得到保护。 整个50年代，女性被动员走出家门，参加劳 动，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这一方面是理论指导的 结果，但另一方面也是新中国刚成立缺乏劳动力的 一个必然需求。在计划经济时代，女性开始进入到 过去男性的工作领域，如在农村女性进入棉花田间 生产管理（高小贤，2005）。女性大规模就业主 要受到毛泽东两句话的影响：“妇女能顶半边天” 和“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 事，女同志也能办得到。”而当时铁姑娘的形象就 是这两句的典型体现。 笔者曾经做过《中国妇女》杂志封面的研究， 在整个50、60年代，女性的职业是如此多元，传 统意义上男性职业，如拖拉机手、电工、警察等， 都有女性的身影。但金一虹（2006）的研究指出， 这些岗位女性只占少数，她们也并不代表所有的女 性，也不见得代表女性真的实现了在职业上和男性 的平等。 23 研究发现，“在许多情况下，组织铁姑 娘队的首要原因是缺乏男劳力。 宣传铁姑娘形象， 在某种情况下来说，就是一种动员手段，动员妇女 接过那些以前由男人干，而现在男人干不了的工 作” （韩启澜，2005）。 无论是出于劳动力的需要，还是出于女性解放 的需要，50年代末中国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参与 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和男性的差距也是历史上最 小的。经济的独立对中国女性地位的提高起到了决 定性的作用。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在八十年代， 中国的性别指数在全世界排名非常靠前。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劳 动力市场调节机制确立后，女性的就业仍显上升势 头，过去男性主导的岗位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女性的 身影，女性的就业层次也得到大大提高。然而，市 场机制是柄双刃剑，在中国女性就业进入市场化进 程的同时，1978年改革以来就存在的诸多问题开始 逐渐显现。 首先出现的就是下岗问题。国有企业改革产 生了一波失业潮，首当其冲的就是女性。由于许多 国有企业转制，就业市场日益自由化，大量工人下 岗。70%的城市下岗人员是女性（Keith, 1997）。 女职工这种大面积、高比例的下岗现象被称为“女 工大流产”。在这些下岗女工中普遍存在着三种情 况：文化程度初中及初中以下的较多；年龄大的 多；技能水平低的多。下岗后，这些女工即使再就 业，往往也都集中在技术低、工资低和不稳定的就 业领域，大大降低了女性对社会经济的参与程度。 其次，男女就业率差距不断扩大（见表1）。 根据相关学者的调查研究显示，从1990～2010年的 20年间，中国女性人口的就业率持续下降且下降的 幅度高于男性。同时，虽然在业女性的经济收入有 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与男性相比，收入差距却明 显扩大。 在收入差距方面，1999年城镇女性的收入是男 性的70.1%，1990年为77.5%。1999年农村女性的 收入仅是男性的59.6%，比1990年低了19.4个百分 点。2010年数据显示，18-64岁女性在业者的劳动 11 资料来源：中国第四次(1990)、第五次(2000)、第六次(2010)全国人口普查， 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 收入多集中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组。在城乡低收入 组中，女性分别占59.8%和65.7%，比男性高19.6 和31.4个百分点；在城乡高收入组中，女性仅占 30.9%和24.4%，均明显低于男性。城乡在业女性的 年均劳动收入仅为男性的67.3%和56.0%，且不同发 展水平的京津沪、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城乡在业女性 的年均劳动收入均低于男性。 24 再如社会保障差距，女性总体参加养老保险的 比例低于男性。2000年从城镇社会保障的覆盖率上 看，男性医疗保险覆盖率为60.2%，女性为52.3%； 男性养老保险覆盖率为65.9%，女性为60.5%； 25 而到了2010年，调查表明，在非农业户口女性中， 享有社会养老保障的比例为73.3%，享有社会医疗 保障的比例为87.6%，与2000年相比有所提高。 26 目前国家法定的企业职工退休年龄是男性年满60周 岁，而女性的退休年龄分别是年满50周岁（生产岗 位）和年满55周岁（管理岗位）。男、女职工需 累计缴费年限满15周年方可按规定领取基本养老 金，但企业为男性职工缴至60周岁，而女性职工到 50/55周岁企业就无法再为她们缴纳养老保险。显 然，两性在社会保障权益方面仍然存在巨大差异。 再次，是玻璃天花板的存在。在2010年12月1 日，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发布的当天，中 华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宋秀岩表示， 中国女性在就业及工作晋升方面仍面临明显歧视。 在这次调查中显示，在高层人才所在单位“一把 手”总数中男性所占比例为80.5%，30.8%的高层 人才所在单位存在“同等条件下男性晋升比女性 快”的情况。在工作场所，高层职位几乎全由男性 占据。 27 她还强调女性平等意识出现了退步。在女 性“高层人才”中，81%拥有大学学位，比男性多 出7个百分点，但在就业方面遭遇过性别歧视的女性 达10%。就以上现象，她分析指出：无论就业歧视 还是工作岗位晋升歧视，女性受歧视的现象仍然明 显存在。 28 最后，更为开放的就业市场也使得职业的不良 性别化趋势增强。高比率的女性就业率貌似是社会 男女平等的完美诠释，然而却掩盖了这样的事实， 即妇女愈加集中在劳动力密集、薪水偏低的制造业 或服务业。许多女性在工作保障、基本工作时间、 薪资、工伤和职业风险保险、社会保险等方面面临 诸多问题。此外女性职业流动性也不如男性。 女性在就业领域受歧视的一个热点话题就 是：妇女回家论。这种讨论不仅仅在理论层面，而 且进入到了政策层面。1980年，在上海妇女就业 理论研讨会上，少数人提出：“中国劳动力多，就 业不足，妇女普遍就业不适合中国国情，妇女普遍 就业会使双职工子女受不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等， 主张妇女重回家庭（文献良，1995）。2000年10 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在“积极扩大就业，健全社 会保障制度”一节中出现了“建立阶段性就业制 12 度”的提法， 29 由此引发了各界的震动，导致出现 了关于“阶段性就业”和“妇女回家”的又一轮大 讨论。之后又出现了“非正规就业”的概念，把女 性在家政等领域的工作称为“非正规就业”，从而 使得女性的社会保障减弱，抹杀了女性主导职业的 社会价值。 根据2010年国家统计局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 地位调查的数据显示，18-64岁女性的在业率为 71.1%（城镇为60.8%，农村为82.0%）；男性的在 业率为87.2%（城乡分别为80.5%和93.6%）。女性 承担家庭中“大部分”和“全部”做饭、洗碗、 洗衣服、做卫生、照料孩子生活等家务的比例高于 72.0%，而男性均低于16.0%。同时，女性承担“辅 导孩子功课”和“照料老人”主要责任的占45.2% 和39.7%，分别比男性高28.2和22.9个百分点。随 着托幼园所发展的市场化，越来越多女性选择牺牲 就业，自行承担育儿的责任。2010年的调查中，被 访者3岁以下孩子由家庭承担照顾责任的占99.9%， 母亲作为孩子日间主要照顾者的占63.2%。在3-10 岁的农村儿童中，35.9%从没上过幼儿园，而“附 近没有幼儿园”是其主要原因。城镇25-34岁有6 岁以下孩子的母亲在业率为72.0%，比同年龄没有 年幼子女的女性低10.9个百分点，而18.9%的在业 母亲“有时”或“经常”为了家庭放弃个人发展机 会，比男性高6.5个百分点。另外，在男女两性对 工作和家庭的观念上，也在不同的年龄段显示了不 同的结果（见表2和表3）。 从有关妇女回家论的讨论来看，20世纪初男性 所倡导的妇女运动的根本理念——女性解放服务于 国家利益的论点再次成为了一股思潮。 补助的住房、教育、医疗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单 位制度承担了很多原来家庭的功能。单位，似乎和 家具有同构性的特征（李汉林，2004）。总而言 之，个人生活和所在单位紧密相关，能不能进一个 好的单位对个体人生的“幸福”来讲几乎具有决定 性的意义。 社会学家魏昂德（Andrew Walder）将这种个 体与单位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一种“组织化的依赖 性”（1986)。这种家国同构的体系使得女性从过 去依赖家庭，依赖挣钱的男性，变成了依赖单位。 同时，由于单位提供了非常完善的社会服务，女性 的照顾者角色虽然依然存在，但负担较为减轻，因 （数据来源：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国家统计局，第三期中国妇女社 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2010） 计划经济时代，女性在公领域的角色有了质 的变化，私领域也因为国家的介入发生了变化。毛 泽东时代，政治全能主义把个人从家庭里拉出来， 投入到集体中，让个人为整个国家的社会理念而 奋斗。集体制度（单位）不仅给个人提供了“铁饭 碗”，而且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保障：国家 （数据来源：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国家统计局，第三期中国妇女社 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2010） 13 此，这一阶段可以说是中国女性历史上性别平等的 顶峰时期。但是，女性在家庭的角色并没有改变， 当女性走出家门从事有酬劳动时，家庭内部大量的 无酬劳动依然需要女性来承担，导致女性下班后， 并不能像男性一样轻松，因而双重负担的问题逐步 显现出来。 现代的在职女性在公领域与男性承担着同样 的工作竞争压力，并且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工业 社会的工作质量和难度都要求从业者具备更高的水 平和能力，而水平和能力的具备需要专门的学习和 锻炼才能够具备。而长期形成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格 局，使男性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培养自己的能力 和人际交往的渠道，以为自身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 空间。而家务、生育和带孩子挤压了女性的工作时 间。这种私领域和公领域的繁重劳作，使女性必需 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很少有女性在两方面都能 同时做得非常完美和出色，那是因为，社会对工作 者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对人的成长即儿童的教育要 求越来越高。 培养孩子成长已经是一项精心的、耗时耗力的 专业“工作”。隐性的“贤妻良母”模式和显性的 现代男性模式的双重压力将妇女置于两难境地，在 生理和心理上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很多人对自身 的身份发生怀疑，产生了强烈的自卑自责情绪，从 而影响了妇女自信心的确立。现在我们提倡的社会 性别平等与“铁姑娘”时代的“男女平等”是不一 样的，那种“男女平等”是以男性的社会角色为标 准，提高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地位，但却建立在降低 家庭价值的基础之上，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传统的 社会性别角色定性，所以出现了女性身背工作和家 庭“两座大山”的现象。 30 现今顽固守旧的价值体系依旧占据着主流地 位。新旧价值观的对抗，以及日渐脱离中国社会政 治文化氛围的思想高度，让女权运动陷入了泥沼。 一个普通女人面临着要与业界精英女性比拼职场能 力的状况，同时，旧价值观又不断地拖拽着她们， 让她们依旧承担着远超男性家庭成员的家务劳动。 寻求“解放”甘味的女性尝到的多是“解放”的苦 涩，以致有些妇女感到愈是推进女权运动，妇女的 生活便愈是尴尬，妇女的日子便愈是艰辛。 双重负担的问题和男主外女主内的主导，让我 们看到单纯在公领域强调就业的机会平等，不考虑 情景的平等化，即女性在私人家庭生活领域中的角 色和地位与男性之间的差异，是无法带来真正的平 等的。如果男女平等只是指女性在公领域应像男性 一样，完全不考虑男性在私领域应像女性一样，那 么这样的性别平等就落到了另一种性别歧视的框架 中。 从80年代开始，有关性别的热点议题除了就 业，就是关于妇女形象的讨论。具体来说是关于“女 人味”和“贤妻良母”形象的讨论。“做女人”口 号8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其部分原因是对十年前文 革时期的“一性化”的逆反。文革（1966-1976）沿 袭了革命时期主流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性别路线并推 向“极左”方向的极致——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以 男性为标准。有学者将这一时期性别关系的特点概 括为“非性化”，准确地说应是“一性化”即“男 性化”。不但在就业和事业上以男性为尺度（男女 都一样），而且无论是从服饰到行为举止，从家庭 到社会，还是从政治生活到形象宣传，都在努力消 解女性特征，苦心树立着一个大写的“男”人（杜 芳琴，2003）。因而，当时的女性无论从外表还是 作风都被鼓励向男性看齐，因而出现了两性之间性 别差异不突出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控制的松动与生活方式 的多元，使得更多的城市男女对革命时期形式主义 的“男女平等”表示逆反与厌倦，而在没有对性别 范畴进行新的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前提下，对旧的现 成模式的回归就成为必然。对“男人样（味）” 和“女人样（味）”的追求推动了“做女人” 和“女人味”的浪潮，在商业化的配合下，“女人味” 建构无所不在，畅通无阻（杜芳琴，2002：8）。缺乏 性别文化反思清理和一厢情愿地“做女人”，导致 14 了长期以来男优女劣、漠视女性性别存在价值的性 别不平等的回归，并将性别本质主义和性别等级主 义合理化（杜芳琴，2003）。 31 可惜，当时无论是妇联还是学界，都关注在 解决层出不穷的新的现实问题上，而对这种似 乎“自然出现”的传统妇女观回归的文化现象 关注不够， 32 对“传统妇女观的回归——女性气 质的建构缺乏足够的警惕性与应对能力，学界的 关注点同样停留在解决现实问题上，而将文化批 判和知识生产传播置于极其次要的地位”（杜芳 琴，2002：8）。随之产生的后果就是女性气质和 男性气质再度变成二元对立的文化，两性被鼓励往 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无论是外貌还是行为，女性 都被商业夹裹着越来越物化、性化，最后使得性别 差异再度拉大，并成为性别不平等的基础之一。 除了女人味，另一个妇女形象的争论是女性到 底是应该做女强人还是贤妻良母？由于女人味已经 占主导地位，女强人常常被看作是没有女人味的女 性，因而在“二保一”的语境下（女性是保工作还 是保家庭；家庭是保男性还是保女性），贤妻良母 的女性形象再度成为社会主流。这种主流发生在任 何一个女性群体身上，可是人们却忽略了社会对贤 妻良母的制度性保护。 对妇女形象的讨论再度从男女都一样发展到 了男女二元对立。大量“剩女”（把超过结婚年 龄的未婚女性比作剩饭剩菜）的出现作为剧烈变 迁的中国社会中的新现象被普遍关注。很多研究者 分析了“剩女”产生的观念或经济原因，为什么 高学历、高收入、长相也不差的女性到28-29、30 多岁仍然单身。 33 其中一些人甚至将“剩女”现 象视为“社会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对“剩 女”的关注甚至“问题化”来自于社会对“普遍结 婚”的规范的认同（周松青，2010；陈友华、吕 程，2011）。 “剩女”被建构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并且 常常被标签化。“剩女”成为一种符号，是忽视女 性主体性的体现。“择偶梯度”理论解释了为什么 高学历、高收入、高智商、长相也不差的女性找不 到理想的结婚对象。当“三高”女性的经济能力和 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时，按照传统“男高女 低”的模式，她们再也找不到“更高”的男性伴侣 了（高修娟，2011）。 一些人批评男性在选择配偶时没有脱离传统“男 高女低”思想的束缚。在女性获得更多发展机会的今 天，男性维持自己在家庭经济中的支柱地位显得困 难和没有必要（Cooper，2000）。控制思想是实践 权力的一种方式（Shively，2008：6-8），而如果 女性自身不能反思“男高女低”模式中隐藏的家庭 性别支配，性别统治将通过控制思想的方式得以维 持。择偶梯度理论带来了对中国依然存在的男权社 会的反思，揭示了家庭中的性别权力关系。“男高 女低”的择偶模式认同并强化了男性在家庭中的支 配地位。 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正在剧烈地改变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新一代人的婚姻观念也在发生 剧烈的变化。现代性带来多元化，也带来不确定 性，家庭模式及亲密关系的广泛转型成为现代社会 的标志之一（Giddens，2009：197-200）。从这 个角度来看，“剩女”现象其实是女性获得经济独 立后拥有更多自主权的正常现象——不管是“不愿 嫁”还是“找不到”，都是女性的主动选择（高修 娟，2011；王彬，2011；陈鹤、凌静，2012）。 对“剩女”现象的讨论与解释充斥着男性主体 的视角。大量的分析有意或者无意地承认了现有的 性别角色分工模式，以男性主体地位或者占支配地 位的男性特质作为分析的社会现实基础。在这样的 讨论中，人们停留在“原因分析的共识”并专注于 解决“剩女”问题，忽视了对现有性别不平等的批 判与反思。更糟糕的是，这种对反思与批判的忽视 将使得现有的性别观念得以再生产，延续了性别不 平等的现状。 15 在中国主要有两个女权主义者群体：妇联和学 术机构以研究为主的学院派和妇女NGO组织以项目 为主的行动派。两者往往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妇 联官员以及高校与妇女/性别研究机构的学者，很 多人都参与了体制外的妇女运动，而妇女NGO组织 的背后也往往有着她们的支持。学院派利用在体制 内的身份和人脉，进行“进谏式”的政策和法律倡 导；在这一过程中她们通常要与地方妇联合作，进 行项目合作与试验，局部地改善妇女的处境，并让 这些成果作为政府和妇联的政绩为世人所知，自己 则退居幕后；她们能够利用体制内身份去影响政策 的制定和相关领导的决策，但是这种影响往往是秘 而不宣的。这些老一辈女权主义者通过互相联系、 结合，构成了发起、组织、维持妇女运动所必须的 丰富的社会资源和物质资源，同时为以后妇女运动 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与开端。 李小江正是妇女运动跨界合作的典范。 “她不 仅做研究，还做了一件在当时另类的事，1985年她 在郑州与当地妇联合作，开设了1949年中共建政后 第一个妇女家政班，后来又在郑州大学创立了女子 学院，成为“女性教育”第一人。李成立了1949年 后中国第一个民间妇女组织“妇女学会”，筹建了 第一个民间的妇女博物馆，并节译出版了西蒙•波伏 娃的《第二性》。” 34 另一方面，这些前辈的女权经验也是很难复制 的。在世妇会召开时，她们通常都在妇联系统或教 育学术组织有了一定的管理职位，也拥有一个包括 决策者和智囊在内的朋友圈，这些都是她们在NGO 项目和政府之间斡旋的润滑剂。此外，在中国开展 运动必须将中国特殊的体制框架纳入需要考虑的范 围，要深入基层做工作，不可能不通过体制内。中 国的妇联系统共有六个层级，基层妇联是唯一能为 妇女项目提供接触农村和深入基层社区妇女的有效 途径。 妇联所代表的国家女权主义，其通过数十年政 府主导的妇女运动建立了遍布中国大陆农村和城市 的基层组织和动员结构。其他政府分支机构从来没 有获得过管理妇联的权力，妇联的运作相对独立。 因而有学者认为，在1995年世妇会上，妇联定义自 己为NGO不是无稽之谈，它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 色的“政府的非政府组织”，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妇 女运动，利用政府权力将妇女议题纳入各级行政机 构的议程之中，而1995年世妇会后成立的一批草 根妇女机构被视作自下而上的独立于政府的行动方 案。 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妇女研究的批判对象是国 家女权主义(state feminism)的主导地位。政府垄 断了妇女运动的话语权，而作为运动对象的妇女缺 乏自身主体性。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反叛， 以李小江为代表的一批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通过 对“铁姑娘”形象的解构和对女性性别认同的重新 建构，“在理论上，把妇女的解放从阶级的解放中 分离出来；在学科上，把女性研究从传统的人文和 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中分离出来；在战略上，把妇 女运动从国家塑造和控制的模式中分离出来”。 35 民间妇女组织的纷纷成立和妇女研究的学科化为中 国女性提供了一种新的自发性的政治参与方式和社 会空间。 中国妇女运动的三十年间，诞生了两代女权主 义者。第一代从自身的处境转向寻找启蒙与改变， 第二代则是起于启蒙然后寻找行动。 36 相比较于第 一代女权主义者，二代女权主义者多年轻，未婚， 且拥有高学历，其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也往往并不 是因为遭遇到了歧视或伤害，而仅仅是碰巧接触了 女权理论后，产生了兴趣。 上一代女权主义活动家会极为关注性别歧视如 何从法规和政策上加以规范，而新一代女权主义活 动者只能通过行为艺术般的街头“表演”，来表达 自身诉求。虽然有较强的社会冲击，但实际上对高 层决策者的影响十分有限。就目前来看，二代女权 主义者尚未取得显著的成果，其行动影响力也从体 制内的影响力渐趋边缘化。 16 2012年以来，青年女权主义行动派组织了带血 的 婚 纱 37 、 占 领 男 厕 所 38 、 剃 光 头 对 抗 教 育 部 39 、 裸上身呼吁家暴立法 40 等街头活动，以及《阴道之 道》的话剧系列演出 41 ，不断把对公众的视觉冲击 和背后的社会诉求强力嫁接起来，让女权主义在新 媒体平台上成了热门话题。 中国第二代女权主义者的代表是妇女传媒监测 网络（女权之声）。 42 这是一家成立于1996年的 民间团体，主张促进媒体中的性别平等和妇女的传 播权利，同时致力于改善女性从业者在媒体传播机 构中的地位。该组织创办了“女声网”、《女声电 子报》，在各社交媒体平台统一用“女权之声”发 言。 第二代新生代女权主义者行为艺术的表达方 式和强烈的身体意识，最大程度地放大了个人的意 见表达，更具视觉冲击力，又和社交新媒体结合起 来，迅速传播。中山大学退休教授、中山大学妇女 与社会性别研究中心副主任艾晓明评价其为“从不 可能的地方绝地反击”，具有强烈的批判力量。 43 在“校长开房找我”事件中，艾晓明为表示对青年 女权主义者的支持，亲自拍上身裸照。而在另一些 老一代妇女工作者眼中，新生代的“行为艺术”走 得太远，效果不过是越发边缘。 17 纵观100多年来中国的女权主义发展，其由男 性引导的特征一直非常显著，妇女运动和社会大运 动、社会意识形态紧密结合。1949年以前，中国各 种妇女运动均是以革新思想为主要理论。男女平等 从允许女性参加革命、破除旧婚姻制度、兴学堂、 参政等方面分别体现出来，但完整的关于女性的理 论尚未完成。 新中国成立之后三十年间，20世纪10年代传入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成为了女性主义发 展的基本理论，指导着中国妇女的发展。这一阶段 主要是运用阶级斗争学说分析中国的妇女问题，认 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阶级和私有制的存在，只 要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中国妇女自然会得 到解放。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妇女解放运动确认为中 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将妇女运动与妇女工 作纳入到了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大力发展妇女统 一战线，团结广大妇女群众，还通过立法保障女性 权利、促进妇女解放。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初步具备 了人才、组织和实践条件。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西方女性主义 观念的不断传入，西方文化思潮的诸多分析方法开 始为我国女性主义运动所接受，如社会学、人类学 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中国研究者根据西方全新的 理论方法对女性问题做了重新阐释，先后提了妇女 学、女性学、女性哲学的概念，讨论女性就业和人 生价值等问题，并开设了妇女研究机构和妇女学研 究中心。 从90年代开始，较为系统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 体系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西方女性主义理 论文化进行了本土化扬弃，大量引入西方女性主义 的理论。社会性别的概念成为女性主义学术和理论 的核心概念。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者还翻译并出版 大量的文集和专著。也是在90年代开始，有学者开 始研究后现代女性主义。自进入21世纪以来，女性 主义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开始转向全球女性主义，并 把中国女性主义视作其组成部分。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很难说有成型的女权运 动。中国的妇女运动和国家发展结合得非常紧密， 性别平等含义的界定展开也随着国家发展阶段的不 同而不同。中国的女性解放与国家和民族安危息息 相关。在许多危难的历史关头，中国的女性解放 运动总是带有与主流社会合拍的忧国忧民色彩。妇 女解放运动与社会革命相结合，和阶级解放相联， 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不同之 处。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是由整个中国的社会运 动而不是独立的女权运动带来的。在国外，妇女 解放是妇女自己的事情，女权运动也始终处在社 会的“边缘”状态，进入不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 主流。而中国情况则相反，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 本国策，妇女解放始终是国家提倡和领导的，是作 为政治性的社会运动的成果，是国家和民族革命的 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得两性的权利平等在当今 的中国获得了发展机会。但由于性别平等是由男性 引导、且过快地被融入到社会大运动中去，因此在 建设完善的性别文化和成熟的女性主义的过程中， 道路是迂回曲折的，有时还会出现回溯。由于个体 和国家权力之间的界限尚未完全清晰，女性主义在 未来仍有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性。 18 1.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学者、思想家，其关于人权方面的理论极为丰富，作为人权分支的女权思 想也颇具特色，既包括了人权普适性的基本理论如：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内容，也包括为了实现 女权从具体层面予以考察的不同视角：保护妇女健康，支持妇女接受教育，倡导女权运动，实现妇女解 放。 2. 梁启超：《戒缠足会叙》，《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第一卷，中华书局1989年，第121页。 3. 梁启超：《论女学》，1897年4月12日。 4. 该运动通常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详见注12。 5. 马君武（1881-1940），字贵和，广西桂林人，是现代著名学者，南社成员之一，曾任国立广西大学首任 校长。与章太炎同为国民党元老的马君武，是早期的女权的倡导者之一。在中国，“女权”这个词汇就 得益于马君武对斯宾塞的译介。 金天翮（1874-1947），字松岑，又名金一，号鹤望，天放楼主人，江苏吴江人氏。曾任教于上海爱国女 学堂，创办明华女学堂，积极宣传女子教育。其作品《女界钟》的问世，使我国产生了第一部女权主义 作品，金天翮也被当时的妇女誉为“我们女界的卢梭”。 6. 林宗素(1877-1944)是中国创办法政女学的第一人。 7. 陈撷芬(1883-1923)是清末民初最早从事报刊创办的女性之一。自创办《女报》之后，陈撷芬宣传女权， 提出妇女解放，提倡女学。 8. 秋瑾（1875-1907），近代民主革命志士、作家。提倡女权女学，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 用。 9. 何震（1884-约1920），1907年在日本发起“女子复权会”。 10. 中国革命家孙中山（1866-1925），在台湾被尊称为国父，在中国大陆被称为“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 11. 袁世凯（1859-1916），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中华民国第二任总统。 12.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通常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第一波女权运动。这一场以振兴中华民族为宗旨的反帝国 主义、反儒家思想的国族主义知识运动使得女性问题成为了公众和学术讨论的核心。 13. Olympe de Gouges,‘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September 1791)’,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Explo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https://chnm.gmu.edu/revolution/d/293/. 14. 从国家角度而言，倡导女性权利应服务于强国的目的，以国家的需求为中心。 15. 李小江（1951-）是中国最早从事社会性别研究也是最著名的学者之一。1985年在郑州大学担任讲师期 间，她在郑州妇联内成立了首个女性研究团体。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妇女文化博物馆荣誉馆长。 16. 人民日报，1975年3月8日。 17.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毛泽东主席论妇女》，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0） 18. Evelyn F. Keller, Secret of Life, Secret of Death(London: Routledge, 1992), 17, 转引自吴小英，( 2000: 65) 。 19. 女权之声 , http://blog.sina.com.cn/womenvoice.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94年6月，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2-11/15/content_630927.htm. 19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年）， h t t p:// w w w. c n k i. c o m. c n/ A r t i c l e/ C J F DTo t a l- K J W C 1 9 9 5 0 9 1 0 0. h t m. 22. 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62页。 23. 金一虹，中国妇女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妇女学会副会长，江苏省总工会妇女委员，江苏省第十一 届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 24.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国家统计局：《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妇女研究论丛》第六 期，2011.7。 25. 赵金，《性别平等和大众传媒——访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刘伯红》，《青年记者》，2008.6，54-57。 26.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国家统计局：《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妇女研究论丛》第八期。 27. 中国妇联新闻，《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2011年10月21日， http://acwf.people.com.cn/GB/99058/15973949.html. 28. 凤凰资讯：《中国女性就业晋升面临歧视，女主内观念回潮》, 2011年10月21日，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10/21/10046492_0.shtml. 29. This involves having different amounts of work at different stages in life, such as not working during the first years of motherhood. 30. 赵金，《性别平等和大众传媒》。 31. 性别本质主义就是性别问题上生物决定论，即认为两性及其特征是截然分开的，女性特征被绝对归纳为 肉体的、非理性的、温柔的、母性的、依赖的、感情型的、主观的、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男性特征则 被归纳为精神的、理性的、勇猛的、富于攻击性的、客观的、擅长抽象思维能力的。 32.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争取妇女解放而联合起来的中国各族各界妇女的群众组织。 基本社会职能是：代表和维护妇女利益，促进男女平等。 33. 全国妇联研究调查显示，2015年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为26岁，《中国幸福婚姻家庭调查报告》，央视新 闻，2015年11月19日， http://m.news.cntv.cn/2015/11/19/ARTI1447917881598300.shtml. 34. 李思磐，《中国版女权主义：启蒙到自觉》，女权之声，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ebb0a80102vdex.html. 35. 《中国女权运动小史：女权主义不应只属于城市中产》，南方都市报，2015年3月31日， http://nandu.media.baidu.com/article/14825830115005217486. 36. 刘炎迅,《女权主义者：从1.0到2.0的“女疯子们”》,中国新闻周刊网，2013年8月1日，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7729.html. 37. “带血婚纱”的时事背景是对于李阳家暴事件的关注，和“反家暴立法”的推动联结起来。组织者在网 上买来了三套婚纱，用口红当作血，涂在上面。情人节那天，3名年轻的志愿者穿着“染血”的婚纱， 脸上满是“伤口”，举着标语走上了北京街头，用新娘与受伤两个意象，制造强烈对比和直观的视觉冲 击，提升公众对于家庭暴力这个现实问题的关注。 38. “占领男厕所”活动主要反映了女厕所厕位普遍不足、上厕所需排长队的现实。该在郑州、南京、西安 等地推广，之后引起了国家层面的实质性效果：卫生部在2013年底发布的《公共厕所卫生标准》（征求 意见稿）中，将男、女厕所蹲位比例规定为“宜为1：2”。 39. “剃光头亮瞎教育部”起因是为抗议教育部和各高校在高考中设置男女生招生比例，涉嫌教育歧视。活动 先后有20多人参加。教育部对此做出回应，于2014年下达规定要求高校不得擅自设置男女生录取比例。 20 40. 该行动为女声网组织，目的是为了征集签名支持《家庭暴力反对法》的立法。其中一位参与者用红颜料 把自己上半身涂得通红，头戴一顶大红色的假发，拍了一张半身裸照。总计约有10余名志愿者的半裸照 片发在网上。 41. 该剧是海外《阴道独白》的本土改编版。 42. 女声网： http://www.genderwatch.cn:801. 43. 袁凌，《女权新生代：持剑的美人鱼》，2015年2月8日， http://diyitui.com/content-1423347060.29273365.html. 21 陈鹤、凌静：“从经济学视角分析‘剩女’现象”[J]，中国青年研究，2012，(6)：78-81. 陈慕华：“加强妇女理论研究，推动中国妇女解放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N]，中国妇女报，1996-12-16. 陈雁：“近代上海女性就业与职业妇女群体形成”[A]，王政、陈雁：《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C]，上海：复旦 大学出版社，2005. 陈友华、吕程：“剩女：一个建构失实的伪命题”[J]，学海，2011，（2）：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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