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70 -.#'(/)*01234/5678 高 、 最广泛的国际法规开展相互合作并做出决策 , 从而解决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或 防止和应对危机 。 随着全球化缩短彼此距离 , 问题的相互关联性愈发紧密 , 有效 的联合国系统具有的比较优势愈加明显 。 与过去的两极世界相比 , 极间合作很可 能冲突更少 ,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独立性 ; 但其政治意愿是支持强大 、 更具代 表性和更加高效的国际机构 , 使其实现 “ 全球治理 ”( GrevianddeVasconcelos 2009 ; MGI , 2008 ; Philips , 2008 )。 若不进行改革 , 这些机构便不会 ( 重新 ) 获得 其行动所需的合法性 。 只有在存在最低限度的共同价值和目标的情况下 , 它们才 能够有效发挥作用 。 目前 , 主要合作伙伴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参与情况令人鼓舞 。 欧盟 27 国在联合国大会中掌握有八分之一选票 , 欧盟和拉美国家掌握的选 票达到三分之一 。 欧盟成员国通常做出一致表决 ( 1998 / 1999 年以来为 97% ), 它 们提供了 39% 的联合国常规预算 , 欧盟及其成员国是最大的发展援助提供者 , 占 据 55% 的份额 。 欧盟成员国还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最大资助者 , 在 2007 年的维 和行动中约占 40% 的份额 。 它们为联合国资金和项目提供了一半预算 ( Gowan andBrantner2008 )。 毋庸置疑 , 我们需要对联合国系统和国际金融架构进行全面改革和复兴 。 这 对于强化其民主本质 、 透明度 、 责任性 、 效率及其对应于当今世界 ( 而非对应 1945 年的世界 ) 的代表性颇有必要 。 笔者还认为否决权已经过时 , 同时为某些 “ 改革 后 ” 机构无建设性的行为感到遗憾 。 另一方面 , 改变投票权并不能保证效率的提 高 , 世界贸易组织和新的人权理事会便是例证 。 无论是 1997 年还是现在 , 中国在应对其他地方的金融危机方面都扮演了积 极的角色 。 1977 年以来 , 中国参加的国际组织从 21 个增加到 50 个 , 参加的国际 非政府组织 ( INGO ) 从 71 个增加到约 1300 个 。 巴西促进了拉美内部和其他地区 的合作联盟 。 南美洲国家联盟 ( UNASUR )、 南美防务委员会和印度 — 巴西 — 南 非对话论坛 ( IBSA ) 均对地区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 。 印度 — 巴西 — 南非对话论坛 无疑具有高度非对称和非均质特征 , 但它提供了各地区具有多种族 、 多元文化社 会的中等实力国家进行对话 / 交涉 / 冲突和平解决方案方面的经验 , 因此该论坛的 潜力相当可观 。 巴西还凭借其出色的工作实践将影响扩展到葡语国家和加勒比 地区 , 例如在艾滋病领域 。 墨西哥不但是拉美地区的领先经济体而且是北美自由 贸易区 ( NAFTA ) 成员 , 也是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成员 、 欧洲委员会观察员 、 联合 国预算中最大的拉美国家援助者以及世界各地 40 个自由贸易协定 ( FTA ) 的合作 伙伴 。 墨西哥已实施多个计划 , 并且起草了联合国论坛上采纳和实施的多个重要 决议和协定 ( 常常在欧洲的支持下得以实施 )。 该国的合作伙伴主要集中在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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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the EU and Latin America : current issues and future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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